山西寻根是符氏文化研究会第一届年会的既定课题之一。我符氏宗族历史与古老的山西大地密不可分，远在后晋年间，我先祖彦卿公所立下的赫赫战功— —阳城大捷即在山西的东南地带；据族谱记载，我族分支迁始祖迁自于山西者就有江苏丹阳、浙江余姚、山东郓城等地，如今这个拥有“中国古代文化博物馆”之美誉，“华夏文明的摇篮”之称的神奇大地是否尚有我符氏先祖的遗址、遗迹？是否尚有符氏子孙的聚居地？迁徙祖的美好家园“河东区”、池阳县、大槐树今天是否尚存？带着这一系列的疑问，事实上我们早已是按奈不住急迫的心情，就连75岁高龄的志成宗亲都多次表示要加入我们寻根的队伍。 2009年8月9日，在这个看似平常的日子，山西符氏宗亲会(筹)新基会长、符台秘书长、彦明(总务)、符氏文化研究会秘书长孟标等我们一行四人开始了我符氏家族最有意义的活动— —山西大地寻根联谊三日行。需要交待的是，我们的活动是神圣的、庄严的，但我们也深恐辜负了族人的重托，有背于绩熙会长的一再嘱托，所以我们的活动是低调中进行，未敢做任何声张，但即使这样，闻讯而来的符权宗亲(祖籍四川重庆，现工作在太原)还是坚持要在太原为我们誓师、饯行。在符权宗亲的豪爽和慷慨下，真的一种“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激情油然面生!
在太原我们稍事逗留，中午一点左右，我们即开始驱车赶往寻根的第一站— —洪洞县。
洪洞县，我们之所以将其列为寻根的第一站，倒不是因为一个传说中的故事— —“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事实上在我们先前的准备工作中已经查实江苏丹阳、浙江余姚族谱中都记载了迁徙始祖寄居于河东(今山西运城、临汾一带；也泛指山西)的事实，山东郓城的符氏族谱更是明确提到“明初自晋迁鲁”、 “始祖官庐公于明初洪武初年间自山西洪洞县迁自山东郓城南四十里符楼定居”；而且我们还通过不同资料查实今天洪洞县仍有符氏人口聚居，且其堂号为“惠民堂”，而惠民堂的来历又是因彦卿公曾孙符惟忠的缘故，如果上述事实能查实清楚或能确定之间的联系恰好能解释我们今天存在的疑问，但这都有待我们实地考证。
当我们赶至洪洞时，已是下午五点多钟，因不便会客，我们索兴直奔大槐树寻根祭祖园。如今的祭祖园倒真是气魄，现已是国家四A级旅游景点，一期工程就投资1.1亿元，占地20公顷，建筑面积7万余平方米，“一堂两阁”、祭祀广场、玉带桥、洪崖古洞等等，好是壮观!进入园区，我们信步走来，虽是内心深处感慨于其浓浓的大槐树的根祖文化底蕴，但几个关键之处却是让我们四个怀有猎奇心理的“游客” 大跌眼镜，祭祖园出售的有关洪洞县移民的书籍可谓充栋，但有关我符氏家族的信息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几句话，毫无新意，而且是不明其故，询问售书者亦是一问三否；在祭殿中我们虽找到了符氏先祖的灵牌，但遗憾的是不是其原先介绍的六号橱，而是七号，这到无大碍，关键的是六号橱竟然供奉着“苻氏”!不知是园方的疏忽，还是真的就证明了洪洞移民本就是个传说中的故事，园方岂能不知“苻姓”早在宋代就已绝迹，其又怎能参与到明初的大移民中呢？我们本不是真正的游客，所以剩下的活动也就成了走马观花般，草草结束了我们的猎奇行动。
晚饭后我们紧急磋商，看来唯一的希望只能寄存在拜会洪洞县史志办主任、大槐树移民史专家张青身上。
第二天一大早，彦明宗亲就去踩点，摸清了去往史志办的路线，我们也得以轻车熟路，片刻功夫就赶到县政府大楼。真是好事多磨，一波三折，本是满怀欣喜，但等我们敲响史志办的房门时，我们听到的只有“咚咚”的回声，那个再熟悉不过的“请进”的声音却迟迟没有传来!但我们依然表现出超然的赤诚候在门外，一刻钟、半小时、一小时过去了，我们终未等到我们的解惑人!抑许是上苍的安排，考验过我们的诚心后还要考验我们的智慧，新基宗亲不悔是领导的风范，三转两转，兴冲冲地跑了回来，一声令下：“走吧，去县政府招待所!”还未等我完全醒悟，我们已站在政府招待所四楼一房间的门前，尚未敲门，里面走出一位朴实的中年人，一问竟是张主任的司机，这下真的让我们喜出望外!经司机刘师傅介绍，张主任正忙于编写本地方志，而且正要出门参加重要会议，我们知道机会难得，时间珍贵，即使能与张主任会面，也将是匆忙之中。我们四人被让进房间，不敢高语，低声筹划着询问的方案，小刘师傅倒是一幅热心肠，不时的倒茶递水，虽是缓和了不少尴尬的气氛，但并未打消我心中紧张的念头!张主任的书籍我们是读过不少，对其大名也知晓一二，山西大学历史系毕业，正宗的科班出身，不仅著作等身，多次参与大槐树寻根祭祀园的设计工作，而且为官一方，对其心目中的形象不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儒者，就是一个大腹便便的父母官，其码也会是一个戴着二炳、叼着烟卷走路的人。正如是想着，门外走来了一壮实的汉子，典型的北方忠厚老实人身影，没想到小刘师傅第一个站了起来，开口向来人介绍我们就是候他多时的客人!听刘师傅一言，我心中顿时一惊，但内心深处却是贴近了进来的陌生人— —他就是我们要等的张主任了!不知何故，跟张主任的谈话很是愉快，尽管张主任并未解答了我们心中的疑团，但张主任还是热情地帮我们查阅资料、翻阅典籍，一点没有大学者或做官人的架子；知道我们还要做实地考察，张主任又热心帮助我们确定方位。因已得悉张主任公务繁忙，我们不敢做过多打扰，临别时张主任并告知我们如有新的资料将会第一时间通知我们。
拜会过张主任，虽未使我们寻根的第一站画上圆满的句号，但内心深处不再有先前的那种渺茫和空旷，反是感觉得到了一种母爱般的抚慰。离开政府招待所才十点多一些，因为寻根的时间紧迫，我们不敢做片刻停留，又驱车赶往广胜寺镇北郇村。
北郇村虽是离城不远，但是寻找起来颇是让我们费了一番周折。首先一个奇怪的现象，广胜寺镇的村子之间好似没有界限，一个村庄紧贴一个村庄，以致于我们一路走一路问。先前我们获知的资料，洪洞县符氏人口并不为多，总共才30人，看着这一个个密密麻麻的村庄，真的一种大海捞针的感觉!但庆幸的是，冥冥之中我们又感觉到一种神来之力在帮助着我们，虽然在崎岖的山路上行走，车子都在打滑，但我们却一路平安；在这么多稠密的村庄中我们一路打听北郇村(而事实应是郇堡村)，我们竟然未走过一点回头路；在几千人口的郇堡村符氏住户仅为四家，且三家人丁并不常住村中，恐怕目前尚无空间技术准确定位这么个小住户的位置上，我们竟然是直奔而来!真的是要感谢上苍，感谢列祖神灵!我们找到的这家本宗住户，现已是三口之家，户主名叫符开明，退伍军人，人很勤快，一个小院子收拾的干净利落，经过与其攀谈，我们才了解到，他们仅是祖辈才从河南的林县（现在的林州市）逃荒而来。知道我们心急，他也担心问题恐是说得不明，又拨通了远在外地务工的父亲的电话，但并无多少新的收获。当时的情境，我们的心已凉了一半，如果山东郓城支符氏“明初自晋迁鲁”有出入的话，但江苏、浙江支不应该没有任何历史印迹留世啊!而且江苏丹阳族谱明明记载尚有先祖“寄居河东”，又该做何种解释？看到开明宗亲对家族历史并不是很了解，我也知非是一言半语能让他清楚，我们只好送他一套随车带来的资料，寄希望于他将来发挥地缘优势在本地寻根联谊之用，我们互留了联系方式，方起身告辞。
寻根的第一站结果并不理想，家族交付我们的任务将要为之汗颜!但这并未扑灭我们心中的激情，反而激起了更大的斗志，直奔寻根第二站— —临汾，且是赶到后方可午餐!
临汾作为第二站的原因，同样是因其处河东地区，但对该地我们并未抱多大希望!因为据我们先前的资料搜集，临汾与吕梁二市的符氏人口合计仅为181人，而且多为散居，或因工作、或是婚嫁，近几年才定居该地，所以我们对临沂的寻根方案仅做个案调查。中午用餐时，新基宗亲约了二位定居临汾的老住户— —符肇基、符胜基兄弟。
符肇基、符胜基兄弟原是朔州人，解放战争时期，因战乱，被迫辗转颠簸，几经逃难，后才随母改嫁至临汾。两兄弟父亲原是国名党少将符国璋，其17岁从戎，21岁考入北方军官学校，毕业后历任排长、连长，28岁任营长，29岁参加山西新军随薄一波决死纵队，任第三大队长，时值抗战爆发，因符国璋骁勇善战，屡建军功，抗战胜利后，任临汾团管区少将司令，时年35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定居陕西宝鸡，参加宝鸡市政协，任委员，1961年归居故里，参加了原朔县政协，连任朔县第六、七、八届政协委员，1995年4月寿终，享年83岁。但因战争环境和政治原因，两兄弟跟随着母亲渡过的却是逃难生涯，当年离家时大儿子符肇基（又名杨树森）年仅8岁，二儿子符胜基方才5岁，生活所迫母亲改嫁到了临汾的一杨姓家里，以至于两兄弟现仍用杨姓之名。改革开放后，兄弟二人先后到朔州认祖省亲，并将母亲遗骨起运至老家与父亲合葬，同时也不断接济家境比较贫寒的三弟符尚基。
符肇基、符胜基兄弟一家不平凡的经历我们只所以如此大用笔墨，亦是希望诸位宗亲不应该将两兄弟一家的经历当作个案看待，而是寄希望通过个案调查告诉大家一个普遍的结论，这也许是致使更多宗亲迁徙、流转的共同现象。须知，如果我们将历史浓缩，那么我们看到将不只是和平时期，亦有不少的战乱或天灾的洗礼做点缀，而往往正是这些不稳定因素促使宗族变迁的直接缘故。我们今天的寻根也好，还是将来的联谊也罢，我们不能仅着眼于历史或现实的表面现象，还需要做纵深的而深层次的思考。
与肇基兄弟的谈话是深沉的、震撼的、也是感人肺腑的!对他们的访谈持续了整个下午，但我们并未感觉到一丝的劳累和倦意，因是天色已晚，我们的话题不得已就此打住，但我们也理解二兄弟一定有讲不完的故事、诉不完的情缘，我们最终建议他们将家族变故整理成稿，以供后人缅怀。谈话中我们也透露了此次寻根的打算，下一步是要去长治，还是运城或晋城，我们心里已没有一点儿主张，据我们先前的资料：长治市符氏族人仅为65人，晋城5人，运城相对多些，其临猗县的耽子镇柳家卓村和临晋镇的西关村符氏人丁都有近百人，但从我们这两天来的寻根经验看，我们深深体味了这些数字的实际意义，在广袤的大地上这样的人丁数量根本就不是我们问题的答案所在，我们已没有必要再徒劳奔波。知道我们的困惑时，肇基兄弟建议不如到临汾的尧庙看看，那里虽是旅游景点，但近年来也招来不少寻根的人士前住瞻仰，我们只好接受他们的建言，并决定明天就乘车返回朔州。
第二天一早，我们正要驱车前往尧庙时，据新基宗亲告知，洪洞县的符开明打来过电话，说是帮我们联系到了洪洞县的另一支符氏宗族，但其描述的甚是粗略，当时并未引起我们的多大注意，因大家说好了要去尧庙观光，我也只是匆匆记下了符开明的电话。与大槐树寻根祭祖园所不同的是尧庙倒是古香古色，但其规模小了许多。临汾实为古代的平阳，“尧都平阳”就是指该地，算起来这里也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了。在尧庙的祭祖堂我们也找到了符姓始祖的灵位，但对我们这次的寻根来说，并无多大意义，我们也深知当地人的用心，不过其能够供奉符氏先祖的灵位，自应受到符氏后人的敬仰，我们一行四人还是请了香火、上了功德钱、行了大礼方才离开。
下午，不得已，我们只好返回朔州。
晚上近八时许，我们才到朔州市区。虽是旅途劳累，但一过雁门关外，豁然开朗的视野，顿觉心胸开阔，而新基会长的频频煽动，朔州族人多已得知我们回程的消息。等我们赶至宾馆时，朔州符氏宗亲会几位骨干已是陆续赶到，金福、符泰、志斌、符虎、鹏飞等等，大家团团而坐，开怀畅饮，其乐融融，好不热闹!席间，我们分享着这次寻根的收获和喜悦，畅谈了近年来国内外符氏宗族的重大活动，当谈及9月25日即将在西安召开的符氏文化研究会暨经济贸易联谊会事宜时，当地族人更是大受鼓舞!但席间最是令我们难忘的一幕是现场集资的活动：因符国璋的孙子(符尚基之子)现已大学三年级，但家景贫寒，实在难以支付学习费用，当符尚基将其困难诉诸宗亲会时，新基会长随之将其做为宗亲会的一重要事务，并经多次商讨，为保障符氏子孙的受教育权，不使任何族人在困难面前被击倒，实现共同发展、帮扶提携和谐宗族，宗亲会制定了“三不”的筹资方案，即不记息、不计时、不计名，所集资金以宗亲会名义转借给符尚基，许是方案的科学、温情，一经通过，宗族集资踊跃。用餐时适逢符虎宗亲奉献一千元，方才使我了然了这一可贵风尚!并经了解，现已集资九千元。朔州宗亲会，自成立以来就以不平凡的业绩教化着族人、感化着天南地北的符氏族众，相信，有新基等族人的领导，朔州宗族亦将会有更加灿烂的明天!
依惯例，寻根过后又该是我们写寻根报告的时候了，但今天洋洋洒洒的几千字，总感觉意兴未然，总觉着美中不足，是我们有负族人的重托？还是有未尽情理的地方？思来想去，总感觉洪洞符开明宗亲的电话有些蹊跷！我们先前的统计资料明明显示洪洞县符氏族人仅仅30人，有符开明一支四户应该对头，但模糊之中似曾记得开明宗亲还讲到洪洞县另一支有近百族人!怎么回事？为探个究竟，我们禁不住拨通了开明的电话。经与开明核实，果然是洪洞县的明姜镇竟有另一支符氏宗族聚居!根据其提供的信息，我们随即又电话联系了明姜镇的符明新。据明新宗亲告知，现在的明姜镇寺同村确有一支符氏宗族，现居人口近二百人，其祖上是清末年间由山东淄博迁来，而且淄博亦有符氏族人聚居，两地亦都有族谱存世!这一信息的发现，虽不能为我们这次的寻根画上句号，但我们可得知的一个结论是，先前网络上的符氏人口统计并不准确!洪洞县明姜镇寺同村的符氏宗亲族就没有做统计的，山东淄博的符氏宗族也未统计在案，这样看来，我们这次寻根的结果虽不理想，但并未说明我们要想破解族人疑团的可能就没有了希望。我们这次的寻根虽然草莽，但再想组织如此规模寻根活动也实是困难，也只能加以时日，寄希望于新的资料发现，也寄希望于当地热心族人的自觉行动，与我们一道为了宗族的历史、为了族人今日的团结、为了符氏家族的明天共同努力，共同开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