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符浩随华东野战军攻占济南、会战淮海、横渡长江、解放大上海，直至全国解放。1949年，符浩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三军九十八师政治部主任。1950年，战功赫赫的符浩被抽调进入刚刚成立的外交部，开始了近50年的外交生涯。
符浩进入外交部不久，中国着手建立与蒙古共和国的外交关系，1950年7月，符浩被任命为驻蒙古大使馆政务参赞。
1952年秋，符浩从蒙古回到国内任亚洲司专员。翌年7月27日朝鲜停战，战后的战俘遣返工作复杂而繁重，符浩受命前往朝鲜开城协助李克农担任志愿军遣俘代表团顾问，争取更多的志愿军被俘人员返国。
1954年9月，符浩调任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1955年8月，他赴印度任中国驻印度大使馆政务参赞。符浩在印度工作6年半，参加了第一次中印边界谈判，亲自交涉印度军队驱赶中国牧民事件，并亲历了解救护送被达赖集团掳走的西藏女活佛回国等许多重大事件。
1962年6月，符浩调任外交部政治部副主任兼干部司司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耿直的符浩首当其冲，在外交部第一个被停职反省、错误批斗。1968年，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符浩重新工作，回到了外交部恢复原职。1970年，他被任命为外交部办公厅主任、党组成员、革委会成员。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第二十六届大会表决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和立即把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2758号决议。中国迅速组成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代表团，乔冠华任团长，黄华为副团长，而符浩则是代表团秘书长。
就在这届联大会议上，符浩同中国其他代表一起，把新生的共和国的声音带进了联合国，带给了全世界。
1977年，符浩被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为中国驻日本大使。当时，执政日本的福田内阁欲重开中日谈判问题，却受到日本国内多方阻挠，特别是首相福田对于缔约的态度尚不很明朗。在这种情形之下，符浩被派出使东瀛，确实是身负重望。
符浩是中国外交部多年来主管亚洲事务的副部长和日本问题专家，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社会状况十分熟悉，有“亚洲通”的美称。
符浩的到任，受到日本朝野的热烈欢迎。符浩向日本天皇递交国书后，接待的第一批客人就是日本促进日中缔约全国委员会的3位召集人：日本著名学者、前大学校长茅诚司，财界名人冈崎嘉平太和前驻苏大使门胁季光。他们向符浩表达了日本朝野人士要求日中早日重开缔约谈判，协议签约，以利两国友好关系长久发展的良好愿望。之后，符浩又先后会见了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滨野清吾，日本国际贸促会长藤山爱一郎，自民党内积极促进缔约的人士小坂善太郎、二阶堂进、久野忠治、川奇秀二以及财界的土光敏夫、稻山嘉宽、永野重雄等人。符浩在同他们交谈时，充分了解了日本朝野在日中缔约问题上的态度。
随后，日本20多个友好团体在东京新大谷饭店举行欢迎中国新大使到任招待会。原计划500人的大会，到会各界人士竟高达1000余人。其中财界人士约占一半。日本经团联、商工会议所、六大财团、十大商社的负责人均出席了招待会。对于这次欢迎招待会，符浩事后曾多次谦虚地说：“欢迎会可说是盛况空前。但我认为对大使本人是无关紧要的。谁此时来担任大使，都会受到同样的欢迎。日本各界人士，是欢迎中国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新大使，欢迎中日早日缔结和约，欢迎把中日友好推向前进。”
符浩切身感受到日本各界有识之士对缔约的热情，深感中日缔约是大势所趋，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摸清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福田赳夫的态度。到任不久，符浩便去福田办公室拜见了他，两人像是老友一样谈笑风生。会见中，曾学过8年汉语的福田为表示亲切，特意使用汉语请符浩就座和喝茶。福田先自我介绍学习过哪些中国经典名著，话题围绕中国文化，从“四书五经”到《战国策》。当谈到从政资历时，福田说：“我早年曾在汪兆铭（汪精卫）南京政府担任过财政顾问。请问大使阁下当时做什么？”符浩微微一笑说：“那时我是八路军，正和日本侵略者作战。”福田顿感几分尴尬，喝了一口茶，然后又问符浩：“那么您在战后呢？”“做外交工作。”符浩坦然回答。为了摆脱一时的尴尬，福田把话题一转，谈到自己名字福田赳夫中的“赳”字，据说是从中国经典中取来的，以此来表示中日同文、源远流长的友好关系。符浩随即答道：“是的，是出自《诗经》中‘赳赳武夫，公侯干城’。阁下乃国家栋梁也。”福田听后，哈哈大笑。随之，会见的气氛又活跃起来。当谈到两国关系时，福田对日中关系的发展表示满意，并强调，日中之间应该建立一种体制，使两国关系准确无误地长久持续发展下去。
福田提到“要建立一种体制”，符浩敏锐地察觉到这表明了缔结和约的意向。在随后广泛拜会各界知名人士和日本内阁有关省厅大臣时，符浩的猜测得到了证实。时任内阁官房长官园田直甚至就向符浩主动提起日中缔结和约，表示要积极促进，还热切地说：“众人拾柴火焰高。”福田和一些内阁大臣对缔结的表示，可说同符浩的想法不谋而合。这种种信息，使符浩更加增强了促成友好条约尽快签订的信心。
经过深思熟虑，围绕着福田内阁能否同中国签订和平友好条约问题，符浩向中央决策高层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当时日本经过近20年的高速发展，急需向外扩展市场。中国是日本的近邻，有很强的地理优势。且中国粉碎“四人帮”之后必将对外开放，这个大市场正被世界发达国家看中。日本不抢先登陆，必落人后。当时中日贸易额虽然每年已达30多亿美元，但从中国这个大市场的需要看，潜力还十分巨大。福田虽然是日本社会中的右派分子，但作为当今的日本首相，为了日本自身和自民党的利益，他在对华关系上不得不超越意识形态去权衡利弊得失，认为通过缔约促进发展中日贸易是当务之急。
于是，符浩在给国内的报告中提出了福田内阁很有可能在近期同中国重开缔约谈判，并能够达成协议，同中方签订和约，并建议中方应持“因势利导，顺势而上，尽快促成”的观点。不料，符浩的报告还在馆内讨论时便遭到异议。受当时国内有关部门和学术界人士中流行的对福田内阁不够信任看法的影响，使馆有些人认为对福田内阁能否做到缔约，应持慎重态度。面对不同意见，符浩耐心进行协调，最后给国内的报告中采用的表述是“福田内阁在任期内不排除同我签约的可能”。
虽然对福田内阁在缔约态度上有不同看法，但驻日使馆仍集中力量积极推动福田缔约。在符浩的指挥下，使馆各部门都为促进中日缔约对日方有关人物和部门展开相应的工作。
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几经周折，中日两国于1978年7月21日在北京恢复了中日缔约的谈判，且进展较顺利。到7月底，双方对条约的基本框架达成共识。与此同时，时任中央领导人华国锋、邓小平、叶剑英和李先念等亲自听取了中国谈判代表团的工作汇报。邓小平表示：“这个方案不错，要坚持按此谈。要坚持原则，不要怕破裂。但在方式上可以灵活一些。要争取谈成，也要做拖下去的准备。”他表示同意外交部的看法。令符浩难忘的是，叶剑英听完汇报后，热切地握着他的手说：“好好谈，争取谈成。”
日本方面也加紧了步伐，8月5日，福田首相首肯了园田直外相的北京之行。园田直组织了17人的代表团，选定8月8日赴北京签约。符浩也再次回到北京参加全程会谈。8月9日，中日外长正式谈判。园田直在谈判时说，美国总统卡特和国务卿万斯都希望日本积极地把条约搞好。美国希望日中缔约能成为中美建交的一个有利条件。时任中国外交部部长的黄华肯定园田直外相对中日缔约的热情和努力及中日双方代表团会谈的成果，并表示中方同意把反霸条款有争议的一句改为：“本条约不影响各缔约国与第三国关系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