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仔细看过百年历史的手抄族谱，是清朝光绪九年，第十五代孙文榜公纪录的。其中还转载了，第六代祖惠聪公纪录的谱序，是天启元年纪录的。第八代祖符能公谱首，清康熙四十年记录的。二世发两房，长广绣，绣生振銮，銮生应宾，宾生五子，只见惠聪生一周，一福，周生忠相，相生五子，四子传后，子孙居三大乡镇，36个自然村，已繁衍六千多人，一福以后六世，七世，八世，九世，十世均单传至十一世发三房，分居四个自然村，已有千人。另一二世祖广莹已经繁衍到第十九代，居住于十五个自然村，在博白县内常住人口有二千多人，外迁出还能联系的有数百人。因此整个博白县衡公的后裔约有一万人。
根据廉江族谱记载，自敬宗公开始。值得我们去参考。不过其他的族谱都没有记载到敬宗公，这也是个疑点？不过“敬”字到有点象是辈派的字。目前还没有查到那支人是有“敬”字这派的。太始祖符芳还是符德芳？始祖是符宝还是符宝昌？如果是单名，没有派辈序，真的很难与上溯。其他从闽迁出之祖大部份有派别的。因为茂名吴川博白的族谱记载都与廉江的有别。这都必须去探讨。更疑一点，我祖惠聪公是第六代，那时候他写族谱时，也才过去百多年的时间，只便是口耳相传，也不至于把敬宗公去掉不记录吧。而且当时发人不是很多，作此口耳记录应该不会相差如此之大。更传说惠聪公当时还亲临过茂名，寻茂名族人族谱后加载的。那就更奇怪了，难道连茂名也没有记录吗？起码符宝公是最清楚的，难道他没有留下口传？是否廉江把传说的当真？我查李姓族谱，倒是有个叫“敬宗”的。但非符姓。
有关我博白曾出现过两个始祖坟墓的事情，我已经查询过，东平良荔响水滩面的那穴祖墓因为没有碑文，所以很难确定是那世祖之墓也。这个称“符村”的村庄，居住的是严姓人家。而我祖分支八世祖搬迁顿谷镇，那边有个“严村”，但居住的却是符姓人家。这里面的渊源估计是这样的，据传说是“符”“严”两家对换居住场所而已。不管怎么说自古传说这穴古墓就是符家的，那是事实，几百年来没有那个姓氏敢去霸占，近三四百年虽没有去拜祭过，到了一九八四年寻归时，虽是泥坟，但墓堆明显，高大饱满。足于证明肯定是符姓祖墓，但是否开基始祖衡公之墓？还是符芳公之墓？根据我六世祖手抄记录，开基祖衡公的墓在山湖盘龙庙旁的水渠面。祖妣合葬。另一妣梁氏葬水鸣镇潭浪，因为该祖母是未过门的，卒后葬外家地界，俗称“姑姐坟”但风水非常好，传说是衡公到那教书，当地托媒于他，以感谢教育之意，因为衡公懂地理，早看到该风水，故挑一体弱女子，卒后就安葬在此。除新中国成立之时不能参加拜祭外，数百年来，从未断过。响水滩之墓，没有历史记载，所以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开始探询回得。如果说是芳公之墓，为什么茂名，吴川，廉江的族谱都没有记载呢？但肯定不是衡公之墓了，那又是那个有这么分量的人呢？？？能让周边的姓氏如此尊敬，不遭破坏。不得而知。
根据廉江族谱迁出于洪武年间（公元1368年~1403年），这个时间是否有误？
分析如此，琼公在成化元年（公元1466年）开始与当地林姓成立“林符会”保障乡邻，此林姓是亲戚，是舅祖林雄。（如此说就应该是到茂名后才娶妻的）。成立“林符会”时候琼祖应该40岁多，值青中年龄，此年龄带兵打仗才说得过去。照推算就应该出生在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前后，二十左右岁时（正统年间公元1436年至1450年）迁至粤西博白数载后，衡公定居博白，衡公能独立择居一处，年纪也不会小于二十岁了。其余再迁茂名，至成化元年值变革之时，贼流四起，方与舅祖林雄联手“林符会”。这样的话应该在正统年末值变革之时自福建迁来，而非洪武年间。再者，迁文昌的符博祖，其妻是卒在茂名的（茂名族谱有记载）。而三公符清则已经可以随兄长舅祖，参加“林符会”杀贼建功，那时候的他才三十多岁，杀贼之多不亚于琼公（清公后裔族谱详细记载到）。因此可推断自福建迁出之时廉江的四公符须祖，文昌的五公符博祖，雷州的六公符斌祖均还年幼，因此随父母兄长一道迁茂名，尔后娶妻再分居各地。依次类推均体现出的都时间不可能延伸到洪武年间。况且所收集到的资料，都是这样记载的。再看族谱记载，茂名的派辈“子，玉，萬，應，允，忠，祥”吴川的派辈“子，玉，才，本，日，大，莭”廉江派辈“道，法，朝，应，登，维，世”，雷州与文昌的不详，但从茂名与吴川的来看，吴川的清祖早在茂名成家的，因而与琼祖前两辈一样的派字。成化年间其余兄弟都还同居于姚村，之后才分散他方。
又查“珠玑巷”，这个名称有什么内涵呢？也有记载江西有这样的地名，也有记载福建有这样的地名，是否一种文化的传承？根据广东出版的“可爱的南雄”一书，详细记载“珠玑巷”，位于今广东韶关，珠玑巷在南雄城北9公里的梅关古驿道上。这梅关古驿道，自从唐开元四年(716)张九龄奉诏率众开凿大庾岭而建成之后，就成为岭南与中原的交通要道，跨越梅关，可北进江西下赣江而达长江，可南进广东下浈水而接珠江。因此，南雄珠玑巷就逐渐成为富商臣贾、达官仕宦、文人学士路过、停留或落户的地方，也成为中原地区和江西、福建南下移民的集散地。博白县城内居住大多数姓氏均是明末清初这一时期迁徒而来。当年迁向广西桂东南一带的客家人，所走的路线显然是南雄浈水-珠江-西江-浔江-南流江。沙河正处于南流江伴，自古就是比较大的集市。以此看，我祖也应该是这样过来的，但要比其他姓氏来得早些。因为我祖是讲“地佬话”的，地佬人居住比较早。
南雄的客家民居，都是依山傍水而建，结构方整有序，自成防御体系。大塘镇上朔上村被称为古城，坐落于山灵水秀之间，显得很别致。上朔下村，多为两进或三进厅堂的客家民居，住房在厅堂两侧排开，广西客家地区称之为两厅两横或三厅两横、外加围墙门楼。说明一点，千百年来，潮州、梅州、惠州、深圳、闽西、南雄和广西桂东南等地的客家民居，尽管因地制宜，各有特色，但其基本结构和文化内涵都基本相同，有些特有要素如厅堂或门楼的门砧(或木制，或石制）、狗窦、屋龙等，均普遍如一，而且根在中原。由此可见，人是真正的文化载体．不管他走到哪里，他都会将自己特有的文化带到哪里。建筑文化作为凝固的和社会群体凸现的外化形态，其固有风格特征也因此而格外引人注目。关于珠玑巷南迁氏族对岭南文化发展所作的贡献，《可爱的南雄》作了这样的概述：“先后南迁的珠玑巷氏族，很多是官宦之家，或游宦至此或致仕隐居，或避乱南迁，他们具有较高的文化知识水平，而且很重视对后代的培养和对中原文化的继承。”并以宋明两代珠江三角洲各氏族功名鼎盛为例，加以说明。而广西明清时期的情况，亦类似如此。无论是从江西安远经珠玑巷而来的朱氏，还是从福建长汀、上杭、宁化、莆田等地经珠玑巷而来的王、李、邓、彭、万、丘、刘、林、廖、郑等众多姓氏，都因高度重视文化教育而人才辈出。
我祖是否客家人呢？我们先代传下来的语言是“地佬话”，而非官方语言。直到现在才慢慢给“新民话”取代。“地佬话”所说出文字与古文言文相近，与客家话不同，但也有类似之处。似广东话非广东话。地佬人居住比较早。为什么会取代此种语言呢，就是后来迁入博白居住的客家人越来越多，稍早迁来是约在公元1488年，迟的是从1506年至1526年迁来的，主要以李，王，朱，刘四姓人数最多。后来居民人数发展较快，这就是南雄“珠玑巷”的客家移民。以此看来，吾祖不是客家人。但在博白居住的符家目前保留的文化与广东南雄客家人非常相似。《可爱的南雄》一书有关“冬至节”的记载：“这一天吃冬至羹，用水将米浸透，磨成米浆后，伴以芋头、萝卜、笋、腊肉碎、虾米、大蒜、葱、姜丝、花生仁等制成，随家境丰俭而定。还有挂冬祭祖、穿耳环的习俗。十二三岁女孩在冬至日穿耳环，叫‘出幼’，从此开始梳辫结发。”解放后，食冬至和穿耳环的习俗已被废除，但类似南雄“吃冬至羹”的习俗犹存。不过，陆川、博白等地不称“冬至羹”，而是称为“冬至籺”（又名“落水狗”)，状似北方水饺，却比北方水饺大得多。至于其他岁时那数万人观赏“游色”“烧鸭儿笼”“点花炮”的壮观景象，与南雄人们喜爱的“舞龙、舞狮、武术表演，装故事（珠玑飘色)”，并无二致。最为突出的是住所择定和建造与上所说一样的布局。因此就算先祖原先不是客家人，但所具文化也与客家文化有不少渊源，肯定徒迁经过南雄“珠玑巷”。廉江族谱记载的“珠玑巷”应该就是指南雄的“珠玑巷”。 据初步了解，不少迁人广西各地的开基祖，都是传了几世或十几世之后，其后裔才开始编写族谱的。大概是由于口耳相传的缘故，重音而不重字，再加上先辈几经迁徙，居住过不少地方，因此就不可能将祖居地的地名写得很准确，甚至将许多地名混编在一起。陆川、博白、浦北三县很多姓氏后裔族谱载：“老上祖公住猪屎街瓦子巷村。”相传于明朝来自福建“猪屎街瓦子巷”或“猪儿街鸭子巷”。
以上敬请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