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完冉家祠堂的第二天一早，队伍又开到晓景、中界、到沙子吃饭后又开到黄家洞到李溪，到枷担河，到甘龙，到松桃平洞口，到红石梁，到兰干园，到天堂，到合水，到木黄，独立团在木黄大战，大败敌军杨召卓后，各路大军就到木黄会师，部署作战方案。我们从木黄出发开到地泽坝，这时天已经黑了，从地泽坝开始上坡，听到有打仗的枪声，知道是我们部队接上了火线。黑夜里队伍往山上爬，看不见路，摸索着前进，有一个兵掉下了山崖，向领导报告了，才叫大家原地梯步上休息，到半夜又走，翻过山就是荒土槽地，我们前后互相抓住背包摸索着往前走，不小心有一人倒下就会有几个人随之倒下。到了岩坷坝天才亮，一直开到火烧桥才吃早饭，接着到甘龙，到兰腰界，第二天红军第七师也来到了这里。我们队伍又开到晓景来整编，对人员进行了调整，大部分新兵调到了第九师和第七师，领导也变动了，我当时才14岁多，分在军部管理科。接着我们队伍又开到煤炭坳，后来又开到了淇滩天宫井。
四、送犯人
在天宫井祠堂里面关了二十多个土豪劣绅，分我们部队一个班住在祠堂里看管准备送往谯家（省政府）的犯人。当时省政府在谯家瓦厂坝。那些犯人是吊起的，把手吊起背在背上，同时还用一根纯子一个一个连成一串的，第二天，分配我和一个老兵送去，因为到谯家路线我熟悉，我们每人一支枪，前后各一人把犯人押起走，步行三十公里，送到瓦厂坝，得知省政府搬到谯家皂角池（陈福政家）去了，马上送去皂角池，把犯人交了并关在了陈福政家。当时省政府主席是夏羲，也有人叫他夏政委。看见经常有进进出出人来报告情况，我们觉得好像要出现什么问题。结果，当晚在谯家打了一仗。
五、谯家之战
请你把在谯家打仗情况详细讲一下吧：他接着说：好，打谯家的时候，我没有亲自参加。我们把犯人交了以后，领导没有分配我们的工作，我就请假回老家了，因为离老家很近，不到一小时就到了，但我知道些情况。在谯家的敌人是当时在木黄与红军打仗那支杨召卓部队分过来的，从德江枫溪悄悄来到谯家的，下午省政府搞突然袭击，把杨召卓部打败退到了关天去了，随后又反扑上来，来势狠猛，谯家街上一片混乱，把张兴良们当门的街道桥都踩断了，省政府部马上退到了半坡，从苏家坝到白石小塆，经牛山头，往赵家翻山到六洞，经小景在酉阳与大部队会合出去了，时间大概在农历九月间。覃团长（覃月清）在白云寺打仗，败了，人员跑散了，到处躲藏，后来很多被杀害。
当时驻扎在谯家的是杨召卓，盘踞在黑神庙（后来的区公所）内。我们的部队利用当地红军游击队员秘密联络，摸清了全部情况当晚打仗，人员互相不知道往哪里走了，队伍离开了谯家，我就没有跟上队伍了，回到了老家，认认真真地从事农活。
六、不敢回家
1937年抗日战争激烈，地方到处拉兵到前方，特别对参加过神兵的人及家庭整得凶。当时我17周岁了，我们那里是杨正权当保长。第二年，就是1938年，我就被拉去当兵了，开始是拉到区里，由区丁往县城送，走到沿河黄板石，天就快黑了，我和同寨弟兄符佐郎趁机就跑了，悄悄进的城，在沿河王家朝门躲了两天，回去，没进屋就听说我跑了后区丁又来把我母亲拉到区里去关起来了，父亲也被追跑了，区里、保上都在到处找我们，我们无家可归了，我们两个就去印江县沙子坡大路槽亲戚家躲了很长时间都不敢回家。
后来，打听到黎朝刚在外面带部队，还是个官，得知他住在松桃城里，就想去找他，一是想到他那里躲些时间，二是找他出主意想个办法。
黎朝刚，是沿河自治县谯家镇高田村人，人们叫他黎刚，原来因家庭很穷，为了求生活而逃出去的。
我们俩从印江沙子坡步行到木黄到乌罗到闷溪区公所天黑了，就在这里住宿，老板给我们说：‘城里有剿匪部队，晚上区公所有人来店里检查清号，凡是住宿的每人交两个钱就没有事了，但你们要早点睡。’我们把钱给了店老板就睡了。第二天没亮，我们又往大坪场方向去，下午到了松桃城里，打听到了部队驻扎地点，刚好就问到了黎朝刚，说是家乡的人，黎朝刚很亲热，问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开始不敢说真的，说是来松桃城里耍，并安排在他们部队里一起吃饭，住宿。
黎朝刚这个部队是炮兵部队，他是这个炮连的连长。那些兵就只是早上训练。时过几天了我们还没谈回家，黎朝刚严肃地问我们：“你们到底在干什么？”我们才与他说实话，把家里发生的情况都告诉了他，现在不敢回家了，他说给写封信拿起回来就没有问题了，我们还是不敢回来，想和他一起当兵，当时他没表态。过了一个星期，就来检查我们的身体，我身体没问题，就参加他们炮兵连当兵去了。
七、参加五年的抗日战争
1938年，我在松桃参加黎朝刚的炮兵连，（炮团团长是陈永恩，绥阳人）不久部队就开到清溪场，到石一司这里驻扎了一个多月时间，就在这个时候黎朝刚请假回家了，不久在谯家任了区大队长。
1939年，过完春节以后，上级又委派一个新连长来我们炮兵连，他叫田仲模，务川人。又把队伍开到坪兴寨（大兴）两个多月，到凤凰到麻阳到怀化，我们就听说日本已经打到武汉来了，部队又开到辰溪，到云林、到桃园、到常德等地，都没有打仗，在怀化那天就接到上级命令要去洞庭湖接防。队伍还没有到达洞庭湖又接到命令去沙树接防。队伍从怀化出发步行到宜昌走了一个月，记得是六月份了，当晚住常阳县，这县城被日本飞机全部炸坏了，连单家独户都被炸毁了，第二天到偏矮寨就听到了炮声，下午到尖峰岭，翻梁看见坝上到处打仗，对面就是宜昌。第二天到甘溪见到很多伤兵，我们队伍就住在甘溪下去杨家棚，接着开到简家冲，之前这里是战场，我们炮兵部队都是在战场后方，在这里驻扎了一个多月，从大桥到朝家凡，到邓甲州，这里有条小河，部队就在这里过的春节。
1940年，二月份，整个炮兵团又开到常阳县休息，接着行军30—40里来到湖北宜都县，我们在这边，日本就在长江对面。战争在宜都打了半年多，与敌人开展游击战，拖着敌人打，很艰苦的。
1941年，我们在宜都过完春节，从宜都开到仁和坪驻了一段时间又开到刘家场（大坝子），到西寨，到麻河口打了一仗，次日离开麻河口到白堤（在长江边），留了两门大炮在麻河口守防，带四门炮过长江到河习县，向当阳方向，到号子口（又叫黄溪口，是长江水壤进去的），第三天到邓家州，团部就扎这里，正值中秋时节。大战开始，炮团309团团长是陈永思，绥阳人，我们连长是田仲模，务川人，开始我们攻“毛老店”，结果没有攻下来，找有利地形埋伏、隐蔽，视机再打。天要黑了，一会又在打枪，传令兵急向团部报告：“到处有枪声，我们是否被敌人包围了？”团部说：“是敌人败退了在乱打枪，大家必须注意，敌人被打散了，307团来支援我们来了”，（307团与师部一线）。308团负责打“鲁家店”，（团长是李进清）结果拿下了“鲁家店”，日本大败，败兵向武汉方向逃串，正好遇上我们二营一班。知道敌人要败退过来，就事先设下埋伏，在天黑时分，敌人进入了我们的埋伏打击圈，前后机枪一响，手榴弹纷纷向敌人扔去，炸得敌人哇哇直叫，开始敌人胡乱打了一阵子枪，半小时后敌阵营没了反抗枪声，也没了人叫声，第二天清理发现，打死敌人200多人。我们把打死的敌人割下了左耳，用敌人的钢盔帽装起，得几挑，挑出了好几里路才倒下了河沟了。我们却没有一人受伤。我们搜山，搜到有两人躲藏刺巴林中，手中还握着机枪，负隅顽抗，还打伤了我们一人，我们弟兄兵用马刀向开枪的敌人背后砍去，砍了很大一个口子，排长急忙上前招呼：“不准打俘虏”！把这两个俘虏（受伤的一个抬着）弄来问，只是低着头，什么都不肯讲，后送去师部（副师长叫熊秀春，江西人，在日本留过学）与受伤的讲话，后又送军部，军部又送战区司令部（我们属于第六战区），又送到重庆了（当时国民政府从南京退到了重庆）。
日本打长沙（属于第九战区），几次会战失败，被打死一万多人。
打死敌人多少都没有奖励，如果活捉一个就受奖。我们活捉了两个敌人，全军受了奖，每人2—4角钱不等。
还有与我同一个村的叫晏章才，他在第三营，他们营开到当阳那边去打日本，越过一马路，被从武汉过来的日本部队发现了，在一个山坳上下车埋伏，占领了两边有利地形，第三营边打边退，如果再迟到二十分钟就全被敌人拦击了。
听我们团长讲话时说：“在这里我们打了大胜仗，敌人少了，我们要到敌人多的地方去打，要去消灭更多的敌人…。”
部队从去的路线返回来，集中船只准备渡江过河，发现日本来了两架飞机，团部急报，我们沿地隐蔽，敌人飞机在河席扔下了几颗炸弹，结果我们的船和人都没有炸着，把老百姓的耕牛炸死了几头。飞机去了，我们队伍就开到麻河口，又到原宜昌打仗那里继续与日本作战，持续打了八个多月，后来，上级调来另外一个师换了我们师。我们部队开去了刘家场、又去王家场、到冷水街，就在冷水街进行了整训。
1942年，我被提任排长。于正月初一早上，我们部队从冷水街出发继续前进，经过常德、连湘，正逢正月初七，部队在这里休息了几天。走在我们前面的是82师，就想不动了，我们是103师，递属第八军，副军长兼师长吴建平，遵义人，内部差点出了问题。接着到益阳、到湖南湘潭坐火车到衡阳（第八军军长是郑栋国，师长何少周在衡阳接第八十八军军长），到广西、到桂林，在桂林吃了一餐饭后接着开到柳州，到河池、上司，次年三、四月份到达了贵州独山、到都匀、到马场坪、到青岩，五月份到平坎。一路来，我们炮兵部队基本上没有打什么仗。
1943年，就是我23岁那年5月间，部队开到遵义时，离老家近些了，在外多年了，想家了，想父母亲了，于是我离开了部队，回家了。
八、地方工作
接着在10月份参加地方上坝区属任主力队队长两年，当时区长是张泽生，后来是袁仲英。当年四川闹“匪”，我们主要扎小景，任务是防匪。后又转上坝区，因区转乡，上坝区就变为上坝乡了，我就到县保警大队去了，不到两年，又回家不干了，在家呆了两个月，县里来通知，调我去客田任警卫干事，不想去也就没去了。随后又通知调县保警大队，任队长几个月，后又调洪渡区任军事指导员，几个月后，又调任铅厂乡任常备队长一年多，又调任谯家防急大队队长。接着就开始解放了，当时谢茂兵在甘溪任区长，陈进波任副区长，我在甘溪交枪35支给人民政府，因为我没有给老百姓做坏事，更没有伤害过老百姓的利益。我非常支持解放，使贫苦人民分得了属于自己田土，我内心十分感激，我转家了。后来杨通贤多次联系我到他那里去做事，我看到国家政治形势变化，从此在家认真搞生产，哪里都没有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