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下班后便取消一切活动，回家吃过晚饭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久违的电视机，等待央视的《血色沉香》，这是网友蔚然前一阵子雷打不动的生活轨迹。和蔚然一样，《血色沉香》将许许多多的镇江人拉到电视机前，每一个熟悉的场景，每一个熟悉的地名，都让镇江人油然而生起那种对家乡的自豪。一时间，关于百年恒顺的前世今生，也成为这座城市的热门话题。
有一家人，他们对电视剧《血色沉香》的关注程度更甚你我，他们一集不拉地收看着，甚至还会就某个剧情，家庭成员之间相互通通电话。虽然只是一部文学作品，这部电视剧却总是让他们唏嘘不已，百感交集。他们，就是原恒顺醋厂经理符德增的后人。“父亲为人正直、急公好义，逆境中也能从容自如、力求进取，对我后来的为人处世影响甚大。”符德增的儿子符文润提起父亲，眼眶不免有些湿润——
“这张是50多年前我家的全家福。祖父母端坐在中央，父母站立其后，姐姐与小叔叔站立两旁，我和妹妹依偎在祖父母的身边。” 符德增的儿子符文润，给记者展示了他父亲当年的一些老照片，“这是我父母的结婚照。父亲西装革履，风流潇洒，母亲头戴花环，柔美绰约，走到哪儿都是一对人人钦羡的璧人……”透过那黑白光影，随着符文润老人的娓娓叙述，他的父亲符德增的跌宕命运和恒顺的起落经历，一起向时光深处回溯……
香港归来，符德增声名鹊起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彼时正在香港盐业银行任高管的符德增，准备回家乡镇江谋生。次年初，他踏上归程，谁料船至上海时，因船上查出有霍乱病菌而被禁止进港。当时的日伪当局不顾船上乘客死活，断水断供，乘客一片慌乱，而走私的小贩却迎来商机，夜晚划着小船到客轮边高价出售食品。由于战争，符德增带回的港币本就已经大幅贬值，在此境况下购买力更是一泻千里。
符文润小时候曾听父亲讲过那段往事，他告诉记者，据他父亲说，当时买一只茶鸡蛋要花七块钱。轮船滞留在上海港外多日，花费巨大，最终回到镇江时，他父亲多年的积蓄已消耗殆尽。“衣锦还乡”的父亲自嘲当时是“西装笔挺，腰里夹大饼”。但即便如此，他仍拒绝伪政权的高官美职，拒当汉奸。
在一次公开场合下，符德增甚至还严词训斥当时在伪“新镇报”当记者的堂弟符德铭（现名黄宗林）：“我们符家除了你没有当汉奸的，你真丢祖宗的脸！”而符德铭只能答道：“当个记者，混混有什么不可？”说完讪讪离去。
事实上，符德铭是受中共长江工委的指派，以记者的身份作掩护做地下工作的。后来他遭叛徒出卖，被捕入狱。这时才知道真相的符德增，又四处奔走，百方营救。出狱后的符德铭装疯逃脱监视，最终到达抗日根据地。建国后，符德铭在上海、南昌等地担任要职，回乡时不避嫌疑，看望其已是右派的堂哥，手足之情弥足珍贵。
1943年，符德增进入镇江一家民营的兴业银行当经理。由于具有多年的银行管理经验，加上工作认真、努力进取，符德增把兴业银行办得有声有色，其经商才干由此也声名鹊起，深得当时商会会长陆小波和名绅严惠宇的青睐。
临危受命，醋坊焕发勃勃生机
抗战胜利时，百年恒顺已经在敌伪和李氏兄弟的摧残下摇摇欲坠。一时间，恒顺竟成了“烫手山芋”，无人敢去掌管。
可终究是李家苦心经营数十年的产业，舍不得放弃，李家几度磋商之后，最终选定了李皋宇的长子李友芳，执掌恒顺的大权。
1946年1月，李友芳来到镇江恒顺就职。而此时，恒顺却差点要被地方当局封厂。“绥靖公署”派人到恒顺搬走了一百多件家具，声称要接管厂子。李友芳急得食不甘味，夜不能眠。最后，还是请出了国民党大佬顾祝同的弟弟顾大勇出面疏通，用钱铺路才化解了这场危机。
厂子虽然暂时保住了，但企业却因为资金短缺，不仅买进原料困难，连日常维持都有问题。李友芳向陆小波求助，陆小波考虑再三，郑重举荐了符德增。本可返港回盐业银行复职的符德增，经不住陆、李二人的诚挚相邀，最终接任了恒顺经理一职，“全权处理恒顺的一切事务”。
恒顺当时最大的困难是资金短缺，此刻找来符德增无异觅得“一剂良方”，因为符德增熟稔银行业务，在金融界又颇有一些名望和人脉。
当时，恒顺有一批中央银行的储备券，但已经禁止流通。李友芳和符德增一起，想方设法从银行把这笔资金兑换了出来，解决了资金的燃眉之急。其后，他们又大胆向地下钱庄借了高息贷款，用以扩大生产规模。一年之间，恒顺就大有起色，在危难中崛起，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
岗位不同，却始终兢兢业业
解放前夕，由于恒顺的影响力，国民党当局计划把恒顺搬迁至台湾。此时，符德增收到地下党的来信。虽然符德增并非共产党员，但他深明大义，按照党的指示团结广大职工，拒绝搬迁。反迁厂最激烈时，符德增曾组织工人在醋厂门口与当局展开“拉锯战”：当局要求停业，在外面强行关门，工人们则在里面拉着铁栅门阻止，坚持要开门营业。在符德增的主持下，恒顺醋厂终于迎来了解放。
解放后，恒顺在政府支持下维持生产，符德增仍在恒顺任经理，在“稳定局势、保障供给，恢复与发展经济”上做出了较大贡献。
1955年12月，恒顺实行公私合营，成立公私合营镇江恒顺酱醋厂。1958年7月，市内47家酱园并入恒顺。符德增任“大恒顺”的车间主任，主管生产。他拥护党的领导，诚恳接受党对资产阶级“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加入了“民主建国会”和“工商联”。
符德增原本是搞金融管理的，现在作为车间主任，改进酿造技术成了工作之重。据符文润介绍，他父亲对于一些老师傅的酿造技术甚为钦佩。这些老师傅每天清晨，都会在那些发酵用大缸间来回散步，不用开缸盖，只需听听声音，就知道哪个缸有什么问题，需要进行什么样的技术处理。为了学习这些酿造经验，符德增主动下车间，到作坊向大师傅学习，向专家请教，改进完善酿造工艺，并使停产多年的名酒“百花酒”重新上市，其他酱油、酱菜业务也蒸蒸日上。符德增的工作赢得上下一致好评，被推选为镇江市政协委员，并将被升为副厂长。
一切似乎都顺风顺水，但一切又因随后的政治风潮而突变，反右派运动开始了。当时，“民建市委会”“市统战部”先后派人晚上到符德增家，上门劝说、动员，让他检举揭发已被揪出来的镇江工商界大右派胡鲁璠，并威胁说：“再不检举揭发胡鲁璠，你就是右派！”就这样，符德增本不在内部掌控的“右派名单上”，但因“冥顽不化”，拒绝检举揭发胡鲁璠，终被“增补”为大右派，被降职降薪下车间劳动。
然而，符德增并未被命运击倒。1961年，符德增被调去负责“广东山庄”新厂房的基建工作。那片土地，原本只是一片菜田。符德增便用硬纸片在规划图上不停地摆放各种厂房、办公楼的模拟方块，又不断修改，以求取得既能满足生产，又能方便办公、运输的最佳方案。用硬纸片在规划图上摆放，现在看来这是多么“笨”的办法，可是符德增就是孜孜不倦地用这种“笨”办法，在一片菜园上建起了一个新的恒顺厂区。
“文革”中，符德增又被造反派带着四处批斗。“外调人员”逼他承认“符德铭是自首变节后被放出来的，是叛徒”，他大义凛然地拒绝在已做好的假证材料上签字，随即遭到更加严厉的责罚，以至于中风半身不遂。1971年，符德增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刑8年，在家服刑。
据符文润回忆，有些年份，除夕年夜饭后，他父亲会带人推着载有米肉的车子到棚户区，在贫困人家门前放一小袋米、一块肉和两三块大洋，敲敲门然后快速离去。而对地方上的公益、慈善事业他父亲也热心参与。上世纪80年代，符文润到南京看望父亲的好友、南京医学院校长姚荷生先生。在交谈中，姚荷生深情回忆说：“抗战胜利后，百废待兴，我主建私立镇江女子职业学校（镇江市三中前身），资金短缺，找符德增捐助，他一口答应，并立即办理，数目比期望值高出许多。”
就是这样一个“慷慨名士”，却没有等到后来“拨乱反正”获平反，就含恨去世。
符文润说：“如今，恒顺香醋作为镇江的名片进入世博，走向世界，我们与每一个镇江人一样欢欣鼓舞，也相信对恒顺有贡献的父亲会含笑九泉。”
本文照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