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时，我曾两度在同一所小学里入读。先是1937年秋，进入达仁小学一年级。由于抗日战争故乡于是年冬沦陷，举家流亡苏北。随后家里就让我在私塾里读书,直到1940年秋重入三年前连板凳都未及坐热的同一所小学，当时她易名为中华路小学。经任教于那所学校的表叔推荐，跨越式地一步成为四年级的插班生。论识字读书，早先母亲教我识过“字块”，在私塾里我读过《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还诵读过一些唐诗。正缘于此，大人们包括我的那位表叔都认为我语文底子不错，甚至高于四年级学生的水准。但他们都严重忽略了我在算术方面的缺陷：我基本上不懂四则运算的规则，加减尚能招架，乘除就无从对付，文字应用题更不知是怎么一回事！一句话，我没有接受过算术的启蒙训练，说我当时是一名“算盲”并不过分。因此我被允许一下子读四年级，实在是一种揠“病”苗以助长的重大失误。
就是在这种语算学习落差极大的情况下，我经历了近三年被“扭曲”的小学学习生活。学习语文时我如鱼在水轻松自如，而一碰到算术就如陷泥淖一筹莫展，考试成绩总是极糟，因此，在那“扑作教刑”的当年，我因算术成绩低劣而屡遭打手心，所以我视此次入读小学为畏途，为牢笼。
到五年级时，我的级任老师——班主任是符成（黄晶觉）先生。他是一位20多岁的青年教师。对符老师，我当年的心情是复杂的，首先我是怕他，因为他是教算术的老师，而我之“跛足”就“跛”在这门算术上。尽管我得承认他授课的方法是十分精彩而生动的，用彩色粉笔所作出的图示也很清晰、形象。无奈我的算术基础太差，抽象思维的发展极其迟缓，先生优良的教学方法对我来说也只是“明珠暗投”了！我依然学无长进。那沉甸甸的木戒方还是频繁地与我作肌肤之亲，由不得我不对他时怀畏惧。
符先生语算双授，他的语文教学同样也很出色。他不囿于课本，常自选和讲授了许多名篇佳作。据我的记忆，他给我们讲授过朱自清的《背影》、冰心的《寄小读者》、胡适的《差不多先生传 》等作品，在孩子们的眼前揭开了一幅幅绚丽的人文画面。先生的性格有棱有角，敏感的我能感受到他身上有一种欲抑不能禁的热情。
作为班主任，他在对全班进行教育时，说过好些寓意深沉、言词剀切的话语。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正处在夜色如磐风雨如晦的岁月。符先生虽然不能说是在我们那不大的校园里燃起了一堆堆篝火，然而他的确拨亮了我们幼小心灵上的灯盏，帮我们知道爱国、抗日，体味着一种对亡国灭种的担忧。我不知道我的同窗们当时有没有如我一样的感受！但是我还是很自卑，是一种丑小鸭式的自卑，我内心里尊重先生，但他还未必关注到我那心灵的灯盏是不是被他拨亮了。
先生对我的关注，我们间心理距离的接近是缘于两件小事：一件是他发现我读巴金激流三部曲之一的《家》，先生也许觉得这是我思想上追求进步，向往光明的一种倾向。二是当年先生曾要求我们每三天记写一篇非流水账式的，有主题内容的“三日记”，一次我记叙的是一名伪侦缉队员坐黄包车不付车钱，还痛殴车夫的事。我自以为是将这篇“三日记”命题为《驾双者的威权》，先生阅后很高兴，赞扬了我的文字和立意，当着全班朗读了我的短文。那年我13岁，我引为是我自1940年重入小学后最受荣耀之一日。我肯定地说，此后符先生的戒尺再也没和我有过一丝接触。
一次下午课后开班会，符先生对我讲读了法国作家纪德的作品《最后的一课》。这是反映法国人民反抗普鲁士军队侵法的爱国作品，文中的情景和我们当年受日军铁蹄蹂躏的境地是一样的，先生导读讲评这篇作品的寓意则是不言自明的，孩子们也自了然在心，教室里没亮灯，浓郁的暮色渐次弥漫起来，我觉得先生的语调异乎寻常的苍凉沉重，好像他嘴边还有许多欲说还休的话，四周寂静无声。直到教室外有脚步声，校长王超走到教室门口探身看了一下旋即走开了。次日晨，符老师不曾到校，不久学校里传开了符成“失踪”。原来先生是共产党的一名地下党员，而被先生警惕防范的王超校长也是另一条线上的地下党员，只不过他们互不相知罢了！解放后先生一身征尘回到故乡，从事党政领导工作直到离休。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老人家今年正值“米寿”（八十八）了，他曾是拨亮我们幼小心灵上的灯盏，我深深地感谢他，并祝福他健康长寿。